利益共同体 张浩/漫画
工期延误近五年,资金投入却一涨再涨:原计划8.4亿元,2010年改为9.24亿元,2012年3月已涨至13.14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从一篇文章入手展开调查,一举查办广州图书馆新馆(以下简称“广图新馆”)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贿赂窝案11件11人。这些案件目前仍有一部分在进一步侦查中。
线索从一篇报道到一个案件
2012年3月,一篇名为《市长批广图新馆“烂尾”要求年底须全部开放——工期已拖延4年,建设费从8.4亿元飙至13.14亿元》的报道掀起不小的波澜。文章总结了广图新馆自立项以来的漫长建设经过。
2004年5月,广图新馆成为广州市政府重点预备项目,进入前期准备阶段。接下来的2006年2月20日,广图新馆举行奠基仪式,当时声称该馆预计于2008年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可直至2012年年初,广图举办30周年馆庆,其官网依然挂着“力争在30周年庆典时新馆开馆”的标语。报道显示,广图新馆工期延误近五年,投入却一涨再涨:原计划8.4亿元,2010年改为9.24亿元,2012年3月已涨至13.14亿元。
“这篇报道刊登两三天后,王玉林(行贿人,编者注)因为在承接广图新馆供应业务中送过小额红包给相关工作人员,涉嫌行贿,被立案侦查。”案件经办人李检察官告诉记者。广图新馆的工期延误、建设费加高会不会和这起行贿案有关联?该院侦查人员决定以王玉林涉嫌行贿案为突破口,解开疑团。
王玉林是何许人?
资料显示,王玉林是广州某电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是一家承接工程矿物电缆供应业务的地方代理公司,所代理的电缆在行业内颇有知名度。因为技术含量高,所以价格也高,推广难度比较大。为了取得更好的推广效果,王玉林开始和一些零散工程人员联系,经常请他们吃吃喝喝。用王玉林的话说,“干供应代理商这一行,只有熟悉相关人员才能打通业务。”
为了使自己供应的材料能在设计院的设计图纸上多体现出来,设计参数能向自己公司的材料多靠拢,王玉林与广州某设计院的相关人员打过多番交道,也送过好处费。
事实上,王玉林在销售过程中的涉嫌行贿行为早就被检察机关盯上了。刚好在查这条线索的时候,侦查人员发现王玉林同时承接了广图新馆的一些业务,再结合上述新闻报道,顺藤摸瓜,发现了广图新馆项目中的一些“人为因素”。
贿赂从千篇一律到“技术”入股
“王玉林到案后,主动交代了他与设计院之间的事情。但是在交代广图新馆项目时,只提及曾送过‘过节费’和‘好处费’,我们觉得他有避重就轻的心态。”谈起办案初期的经历时办案人员说。
但是,王玉林最终还是说出了在承接广图新馆项目中曾送给代建方现场管理人员20多万元人民币的事实。海珠区检察院从代建方现场管理人员受贿入手,找到了这起窝串案的突破口,发现相关人员曾收受多人贿赂款近六七十万元。
办案人员调查发现,这笔贿金大多已被使用,甚至已被受贿人与日常工资收入混为一谈,心安理得地使用了。其中,王玉林与广州市某设计院第二设计室负责人古翼以及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师章峰的交往,促成了其在广图新馆承接项目中的诸多便利,也是一种典型的工程领域“贿赂链条”:供应商行贿设计院,设计院按照供应商的产品特征提供图纸。
王玉林经营的企业相当于销售代理公司。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拉拢设计院的工程师是拓宽业务的重要渠道。于是,来到广州初期,王玉林便结识了古翼。与古翼相熟之后,王玉林开始通过各种形式拉拢他。
办案检察官介绍说,供应商通过不正当关系获取中标权的方式通常是千篇一律的。获得好处的工程师会根据项目业主方的“口味”,帮助行贿人的品牌打造量身定做的设计方案,在方案中将行贿人的品牌参数往业主预期的参数上靠拢,这样就使行贿人的品牌能在符合规定的几家竞争者当中获得更多的优势。
此案中,古翼通过“技术”入股王玉林的公司,实际上已成为该公司的股东,从而导致只要是古翼负责设计的方案图纸上,大部分都会体现王玉林公司经营产品的品牌特点这一现象。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技术入股”是干股,没有任何合同表现形式,纯属变相的不正当经济关系。通过干股的形式把设计师和供应商绑在一根绳子上,而“技术支持”的股东只有在招投标的时候才有较高出场率,公司其他日常的技术指导很少参与。“匿名股东”和公司负责人就是这样提高公司产品的“上图率”和中标的可能性的。据古翼供述,他并不认为接受股东分红是犯罪,他说自己只是根据自己掌握的技术照章办事。
检察机关查明,古翼在担任广州市某设计院第二设计室总工程师、电气设计组组长期间,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利用职务便利,在对广图新馆等项目进行电气专业设计过程中,以咨询费、入公司干股分红的名义多次收受王玉林给予的贿赂款16.16万元。
演变从“熟人”吃喝到百无禁忌
王玉林与古翼熟识后,经他人介绍认识了章峰。章峰为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和机电主管,与古翼是老乡。章峰所在的公司就是广图新馆工程项目的代建方。
所谓代建方,是指在政府缺乏一定专业人才的情况下,通过统一的招投标,将工程的建设、监管交付有代建资格的大型公司负责。同时,政府也会有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管理。代建方成立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贿赂问题发生,与业主方、政府监管方“三权分立”实现多方监管,保证施工质量和进度。而实际上,在涉及职务犯罪的重点工程施工建设当中,往往与上述初衷背道而驰。
“除了代建方,还有负有项目现场监管职责的人员,包括业主管理人员、使用方现场代表等管理人员,他们不但未能成为相互制约的‘防火墙’,反而互相成为‘导贿体’,滋生了更加严重的腐败。”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
有一定话语权的代建方代表章峰对于王玉林来说,是有必要公关的重要人物。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审批环节主要涉及到结算,有些施工方对资金回笼的要求比较高,供应商通过不正当的经济关系可以加快审批进度。章峰两次收受了王玉林给予的贿赂款人民币20万元和5万元,利用职权和业主的信赖,在上图纸的几个品牌中建议业主选择王玉林的品牌,更在后续给予便利。
有了古翼的前期配合和章峰的后期把关,王玉林把钱送给了广图新馆项目中这两个对他最至关重要的接头人。检察官告诉记者:“除了相对固定接触的这两人外,其他人的吃吃喝喝王玉林也要顾及。”
办案检察官分析认为,中国是个熟人社会,长期以来的历史文化积淀及行为习惯的培养,造就了人们凡事往往求助于“熟人”关系而绕过正统规则来解决。这种“熟人”好办事的“潜规则”导致了腐败行为发生。行贿人为了利益不惜以重金收买人情,而受贿人员一开始可能碍于情面被动受贿,但到了后来,往往发展到利用人情的幌子主动收钱。在犯罪嫌疑人蜕变的过程中,“礼尚往来”、“人情主义”、“面子文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正如部分犯罪嫌疑人所说:“在工作中,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放松了内心的警戒,慢慢地也消磨了自己的意志,对吃饭讲排场、喝酒上档次、酒后还要去娱乐场所这种歪风邪气已没有了禁忌,一步步滑向犯罪深渊。”
关照从“防火墙”到“导贿体”
由于负责单位离施工地点较远,为了方便监管,广图新馆施工现场设有办公区域。业主方、政府的监管部门、代建方在现场都分别有办公室。抱着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目的,相对集中但又各自为营。
这本是为了打造廉洁工程,可因为工程耗时近7年,各方代表慢慢都熟悉了,以至于成了“朋友”。一家企业想通过不正当手段接近这个圈子里的人,需要通过圈子里好几个人的配合才能把业务承接下来,这就意味着需要打通关系,贿赂窝串案就这样出现了。“这家企业的技术还是可以的,帮我关照下,收到好处大家集体分。”这句开场白在这个贿赂圈子里并不少见。不大不小的圈子,互相有了了解之后,从相互防范到打成一片。
办案检察官认为,受工程施工过程长、监管人员熟悉程度高、施工现场离单位远、对现场管理人员的教育监督不到位等因素影响,业主方管理人员、使用方现场代表、代建方管理人员逐步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受贿现象凸显。
据该院统计,广图新馆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贿赂行为贯穿于工程建设全过程,包括项目设计、招投标、项目分包、施工、验收、结算等阶段,涉案时间近6年;涉案人员包括业主方的项目管理人员、代建单位项目现场管理人员、使用方驻场代表、项目的设计人员及项目承接人、施工方管理人员、材料供应商等。目前已经查处的11件11人中,具有共同受贿情节的有5人。(蒋佳伽 吴迪/正义网)
